韩方之争的公共领域独立与交往理性缺失
新年伊始，出现在中国人日常公共生活中最为频繁的不是群体性事件，不是春晚乌龙，不是股市沉浮，而是一场网络争端。争议双方都是互联网塑造的知名人物- -赛车手兼作家韩寒和生化博士兼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十年来对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当然是互联网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中国社会形成模式。这片难得的自由之地，对于中国民间而言是最强大的生长空间。韩寒和方舟子都是这片自由空间中野蛮生长出来的公共人物。虽然韩寒很早就以少年作家成名，但是真正让他成为具有顶尖级影响力的人物还是他在网络上博客的一篇篇的意见表达。方舟子则是中文互联网的先驱者，1994年就开始创办中文互联网的电子刊，成长于网络世界，从默默无名到名头响亮。他的每一分影响力都是通过辩论、争吵甚至流血得来的。两人的成长都得益于网络的自由空间，以及中国社会日益的多元化。
这次韩方之争，也正因为两个人的影响力相加，有火星撞地球一般的效果。虽然是一场口水仗，但一时间围观者云集。就他们争论的内容而言，事实清楚明白，其实也不需多讲，但是整个事件的展开有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韩、方本身的价值符号
客观讲，韩寒的小说、杂文并没有太多可以值得沉淀的东西。韩寒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韩寒，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乃是因为他独立的个人主义言行，这种言行贯穿于他的文字和行为。虽然他有很多被人所称道的对体制的反思，对于惯常的腐朽宏大叙事的犀利解构能力，但事实上，韩寒赖以成功的是他自己独立进取的秉性以及对于世俗生活的高度热爱。韩寒更多的体现是这种价值符号，而且他也善于经营这种价值符号，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韩寒善于解构，而且有文字的才情，干脆，好看。但是除了两次就车祸的分析以外，其他分析基本谈不上专业细致和建设性。
韩寒的手法基本是还原，将一个复杂事实还原成一个简单问题，变成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这件事是否有碍个人独立自由，是否一种政府的滥权？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越来越多元复杂的今天，韩寒的解构足够漂亮，俏皮话说得好，让大家解气，但是并不能增加多少对于现实理解和认知的帮助。
事实上，韩寒也对此也有足够的认识，他一直表述自己仅仅是写点自己的意见观点。不同于他的朋友路金波对于他的定位，韩寒从来没有视自己为思想家和评论家。他将自己的杂志定名为《独唱团》，实际反映他更个人主义的取向。但是客观的社会现实已经把他看做是一个公共意见领袖，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多实际利益，他实际也接受了这种身份。
方舟子则完全不同，方本人是优等生，自幼成绩优异，堪称天之骄子。但是时代的悲剧使得方虽有天之骄子的能力，却没有这个命运，他仓皇出国，拿到博士学位，但却未能以科研为职业，长期在公共空间和各种草根一起比赛野蛮生长能力。应该说从方舟子早期的文献来看，那种峭刻、冷峻是一贯的。那么在网络这个自由的空间，方所依赖的是他的工具理性的冷峻，以及把工具和数理逻辑运用到极致的那种偏执。事实上很少有人像方那么偏执，一般而言出色的科学家也很少愿意去公共场合和一般民众辩论相对复杂的科学问题。比如霍金一般也就是讲讲科学的发展，天体物理的新发现，但是绝不会去和人争论几天几夜。正是方的这种偏执造就了方的这种人气。和韩寒号召力完全不同，人们喜欢方舟子，实际并不愿意去理解他那些逻辑工具，也不会真的去实践他的科学常识。人们仅仅喜欢那些工具理性所展现的细节推理分析，体现的是对分析能力和具体知识的渴慕。而对于方舟子本人而言，则是借此扮演一个超我的角色。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专业性第三方公证一直没有形成。方舟子在打假的辩论中扮演了参与者和裁判员双重角色。我们可以发现方舟子在他参与的各种打假争论中从来不认错，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方一直扮演着工具理性本身，工具、逻辑本身确实没有什么错，只要运用自洽即可。
交往理性缺失下的冲突
虽然韩寒和方舟子两人在网络出名路径不同，但是两个人的道德洁癖都很强。韩寒在很多采访和文章中总是喜欢呈现自己严于律己。很多人说韩寒对于批评喜欢以耍酷的方式来处理，对韩的那种不屑异常愤怒。因为韩寒本身将自己和独立的个人价值本身等同起来，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不管他人说长道短。这其实和方舟子将自己与工具理性等同起来没有什么区别，方从来都是只管自己的逻辑是否成立，并不管事实上的社会公共意义。
其实简单看来，方舟子和韩寒的对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立是必然的。但是未必说这种对立就要必然出现冲突，那么今年方韩之间出现这么激烈的冲突，其实原因更可能在于缺乏第三种理性：交往理性。
所谓的交往理性，正如其提出者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多元化价值冲突的现代社会，如何沟通，解决分歧，形成社会性意见。换言之，意见自由表达是重要的，但是意见交流和沟通更为重要。这一问题也是当代很多人所关心的，但是哈贝马斯将其提高到理性的高度，他认为在社会公共领域会形成一种可以积累认知形成范式的观念模式。具体而言，也就是在一般社会生活之中，价值、工具这类理性的绝对性被交往行为理性所限制，从而形成一种对当下社会较为适用的理性。
方韩之间的冲突，双方互相指责，看起来是在争辩，事实上是各自表述。如果是一般人物，这类争斗也就算了，但是因为双方都是公共人物，特别是韩寒更是顶尖级的意见领袖。于是这种争论成为一种站队，公共知识分子摇旗呐喊，媒体敲锣打鼓，不断加大双方的对立，却没有多少沟通的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韩寒之前的备受争议的革命、民主与自由的韩三篇，其中提出的问题就是国民素质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具备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的国家，推动民主较为容易，集体道德的提高也更为容易。也就是如何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沟通，是当代中国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韩寒本人置身于实践之中，并没有体现他素质高到哪里去。他对麦田的质疑所表现的那种敌意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根源。虽然他本人不愿做一个公共人物，但是他的社会实际地位已经是一个公共人物。他既然要从大众消费中获取收益就必然会被大众所消费，就必然面对种种合理的偏见。
对于方舟子而言，工具理性的分析依然精彩，他宁愿去寻找韩寒代笔那种微小的可能性，而不愿面对证据显示韩寒独立创作的更大的可能性。的确他有权这样运用自己超强的工具理性，但是这仅仅有炫技的娱乐价值，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社会价值了。此种偏执和极端，丝毫不会在公众中普及工具理性，仅仅会让人们感到这种理性偏执的可怕。
公共领域呼唤交往理性
跳出韩方二人，可以惊喜地发现，中国实际已经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和私人的公共领域，此两人的争执超出私人范畴，而又没有国家干涉，完全符合哈贝马斯所定义的公共领域的事件。但是不得不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公共领域之中，并没有看到一个交往行为理性的形成，反而是私人化的敌我对立以及援手于官方，希望国家的干预。韩方的队友们都以阴谋论来抨击对方，挖老底，疑动机，甚至号召网友投票表态。而方舟子以及其队友则提出打破神话、包装的天才等带有煽动性的口号，有人乃至提出要过测谎仪。双方更多的是政治动员，划分敌我，而非是在同一领域的行为交往。事实上不管以善待私权名义回避，还是以真相至高的公理高举，其实都抹掉了这是一个公共事件，这类事件求之于官方法令还是意识形态都未必合适。从言论自由开始，在公共领域形成交往行为理性，是比较正确的选择。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在交往行为中，公众逐渐对每个具体的事件形成价值判断，这种共识判断的形成和拥有的强制力要强过任何官方的裁断。形成于交往行为的理性范式，其实比比皆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经提出的对话守则应该就是其中一种：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做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塑造中国已经成型的公共领域，需要进一步实践和运用哈维尔这类的公共交往理性。
更进一步，对于韩寒、方舟子而言，作为公共人物，必须要有一种公共人物的担当。如同胡适所说的那样，笔下有号召力的人并非没有权势的人。在当代政治上成熟的国家，公共人物的号召力和公信力都不亚于政府，比如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必须要宽容，不怀恶意，不以被打压的弱者自居，不以一种绝对理性自居，真正实践交往行为理性的建构。